文化圈近日接连掀起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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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有人自称在新西兰遇上天才诗人顾城之子,引起网友一阵慨叹,随即对当年杀妻自尽的顾城展开新一轮批判。
几天后,《人物》杂志发表了文章《城堡中的马原》。马原是中国当代先锋派代表作家,曾与莫言、余华齐名,对中国当代文学发展有重要影响,在圈中地位颇高。
《城堡中的马原》一文,却写出一个不为人知的马原,他专制、愚昧、自私、残忍,文章披露了马原儿子马格之死的真相,更是刺痛无数读者。
一众文艺人士震惊发现,这位聪慧的可爱少年年仅13岁便早早逝去,与大作家父亲马原在家庭中的独断专行,不无关系。
历来只活在教科书传颂中与纪录片滤镜下的大作家,神秘面纱被陡然揭开。昔日曾误信田园诗歌的人们赫然发现,桃花源式神仙生活的背后,遍布着一个父权丈夫对妻子乃至儿子的剥削。而这种剥削,已经到了荒诞的地步(例如马原不让儿子上学,不让孩子治病)。
舆论哗然。随着马原成为风暴中心,文学界父权主义的遮羞布被扯下,顾城、周国平、周大新等大家相继被提溜出来,被名声与权力粉饰掉的不堪,终于暴露。
当“马原”作为人物再次进入大众视线,与文学无关,与家庭有关。
他不再是“作家马原”,而是“父亲马原”。
作为父亲的马原,被舆论认为“自私愚昧地害死了自己的儿子”。
2008年,马原遇见小自己29岁的小花,对她一见钟情,随后展开追求。
在一些人的分析中,马原的爱充满微妙动机——小花年纪小,个子高,体力好,没什么文化。
这意味着她能干活,且听话,好控制。
婚后仅半年,马原肺部长了肿瘤,年富力强的小花坚定留在他身边。
马原不相信现代医学,拒绝化疗,跑到海南居住,实施“每天泡温泉、喝矿泉水”的换水疗养方案。
不久后,马原身体好转。传奇经历再次为马原带来名利,也进一步加深他的迷信。
于是当他在云南西双版纳遇上“人间仙境”南糯山,便在当地自建2000平米大城堡,携妻带儿住了进去。
一家三口住进城堡,像个童话。
然而童话里的人物结构,并非一个男主人和一个女主人,再加上一个小主人,更像是一个皇帝与他的两位随从。
城堡里的马原,平日只需写作、喝茶、接待朋友,看鸡飞争食的美景。
小花却要孤身一人跟在后面打扫鸡粪、清理落叶、除草制茶。
她成了这2000平米城堡最劳苦也最忠实的仆役。
对于儿子马格,马原的控制欲惊人。
马原不允许儿子接受现代教育。马格没有同伴,他活在父亲安排的城堡里,过着父亲热爱的“诗意”生活。
更要命的是,马格患有心脏疾病,并不适合生活在南糯山这种高原地区。
马原不让儿子检查身体,不让儿子就医。马格捱到了基本生理机能出现问题的地步,才进医院,被检查出“严重心衰”。
2022年的儿童节,13岁的马格倒在卫生间。
小花发现后,立刻拨打120。交通不便,救护车姗姗来迟,马格撒手人寰。
小花总是反复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坚持让马格下山住进市区,不住在自己跟他都不喜欢的南糯山上,救护车是不是能到得快一点?马格是不是就不会死?
而马原不想这些,儿子去世后,他依旧执着地认为,马格度过了美好的一生。
妻子的悲伤他熟视无睹——马格的死让小花悲痛欲绝:“我儿子没活够”。
他的悲伤仅仅是因为:“这么好的孩子,不能再陪我。”
这一切,都出于马原自身所强烈执着的“兴奋点”——诗意、崇高、形而上。
《城堡里的马原》让世人看到了另一面的马原,也点燃了众多网友的愤怒情绪。有人认为,马原的行为构成了犯罪,他剥夺了孩子求医求生的权利,违背了现代法律要求的对未成年人的保护。
《民法典》规定,“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不能“放任或者迫使应当接受义务教育的未成年人失学、辍学”。
不仅如此,文章还向世人展示了一位功成名就的中年作家对世外桃源生活的野心和执念,一位成年人对现代医疗科技的愚昧与抗拒,以及——一个男性对缔造父权王国的绝对霸权。
男人所向往的王国,由女人和孩子的血泪乃至生命铸成,但他们只是臣民,他们的话语不被听见,父权的王国里只有作家“诗意”的声音。
还有很多网友评论道:想起了顾城的激流岛,想起周国平的《妞妞》,想起《你当像鸟飞向你的山》。
诗人顾城,自称“长不大的孩子”,先是婚后出轨,然后家暴妻儿,最后先杀妻子再自杀。
作家周国平,女儿妞妞出生没多久就患有眼部恶性肿瘤,他决定放弃治疗。少年作家子尤曾痛批《妞妞》不过是一个自私老父亲虚情假意的忏悔录,他认为作者以不作为的方式,以”不让孩子受苦“的理由等待孩子自生自灭。
周国平还公开讲过许多厌女金句:
“一个女人才华再高,成就再大,倘若她不肯或不会做一个温柔的情人、体贴的妻子、慈爱的母亲,她给我的美感就要大打折扣。”
虚伪的男作家们在文学世界掌控话语权,受到无数文艺青年追捧。但在现实中,却是自私自利、道德低下的父权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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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马原、顾城、周国平一样,男作家们一个个将自己幻想的童话王国写进文学,成为公开的审美,成为无数孩子在尚未具备完整的分辨能力时就吞咽的价值观。
而文学世界中极端的父权话语,绝不仅止于此。
无法言语的孩子
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周大新,在痛失爱子周宁后写下了一部“感人肺腑”的作品《安魂》。
这是一位父亲回忆往事时的灵魂自白,作品出版后受到广泛关注,也被翻拍成了电影。
文学评论家胡平甚至说:“我们尊敬的作家中,恐怕只有两位曾点燃了自身,以生命为火炬,照亮了我们意识到的生死两界,一位是史铁生,一位是周大新。”
当我怀抱着敬意去阅读这本书,却在翻阅的过程中不断感受到强烈的窒息感。
儿子谈恋爱后带女友见父母,但作为父亲的周大新认为这位女生没能达到自己想象中的貌美水平,让家庭面上无光,于是使出种种手段逼儿子分手。儿子为了不让父亲难过,狠心分手,但却陷入了长久的情绪低落。
父亲作为家庭里的大家长,认为自己有绝对的权威。因此,不仅强硬干涉孩子的择偶选择,还要逼孩子去实现自己未竟的梦想。表面说的是“这都是为你好”,深层心理动因则是希望孩子弥补自己曾经的遗憾,从来没考虑过孩子是不是真的喜欢、需要。
儿子后来有了新的女朋友,但因为患病,女友也离开了他。病床上的他非常痛苦,失恋、癌症、无尽头的治疗……接连而来的厄运让他头一次产生了“我不想活了”的念头。
而这位焦急、紧张,又试图掌控儿子情绪的父亲竟然跳了出来,抛出一句石破天惊的质问:
这并不是安慰,而是一种强盗逻辑,暴露的是提问者唯我独尊的思维方式,结果只会给被质问者带来更加沉重的心理负担。
父亲在儿子逝世后回想过往,想起这些一件件可能导致儿子患病加重的诱因事件,心中充满悔恨。
可惜,父亲从来没有意识到的是,儿子不是“我生命的延续”,不是谁的附属品,而是一个独立的人——有自己的意志、情绪和追求。
但更令我感到窒息的还不只是这些。
《安魂》采取对话的书写模式,每一章节先是父亲的自白,随后笔锋一转,变成了儿子的话语,周大新虚构出儿子的魂魄,让他对自己说话。
儿子“说”了些什么呢?
这不过是父亲的意淫罢了,表达的是他对理想儿子形象、理想父子关系的期待。在他构想的父权世界中,儿子永远不会认为父母的安排有不当之处,不仅如此,儿子还始终充满感恩,并且对自己没能对父母之恩给予回报充满愧疚。
儿子的真实形象在父亲的书写过程中被抹煞了,取而代之的是父亲幻想中的孝顺、懂事的儿子。父亲在为儿子代言的过程中完成了自我安慰,通过虚构儿子的话来缓解自己心中的罪恶感。父亲还借儿子之口表达了对于没能尽孝的过失和遗憾。
周宁和马格不一样,但周大新和马原很像。
他们是文学界的名人,是家庭的掌权者,他们对待孩子的态度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孩子在他们掌中,没有独立选择的权利,只能凭父亲的意愿行事。否则,就可能被父权扣上违逆的罪名——不孝。
被抹煞的女人
父权——在家庭中,表现为男性家长神圣不可侵犯的绝对权威;在男女性别关系之中,则体现为厌女。
日本女性学开拓者、著名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在《厌女:日本的女性嫌恶》一书中清晰明了地指出:“厌女症就是绝不将女人视为与自己同等的性主体,而是将女人客体化、他者化,更直接地说,就是歧视、蔑视。”
这样的例子在文学世界比比皆是。
莫言曾写过一篇随笔《美人不是人》,认为真正的美人应当是《聊斋志异》中的“小妖精”形象,自由、灵动,有妖气、仙气,唯独不沾人气——实在是对男性隐秘心理的精准概括。
武侠小说家古龙这样写林仙儿:
她的脚踝是那么纤美,她的脚更令人销魂,若说世上有很多男人情愿被这双脚踩死也一定不会有人怀疑的。
接着,她又露出了她那双修长的、笔直的腿。
没有人能想象世上竟有如此完美的躯体,现在,她已将躯体毫无保留地展示在李寻欢眼前。
她的胸膛坚挺,双腿紧并……
在这诱人的躯体后,却有三具死尸,但这非但没有减低她的诱惑,反而更平添了几分残酷的煽动力。
那实在可以令任何男人犯罪。
金庸用这些词汇形容殷离:
纤腰如蜂,楚楚可怜;樱口微动,眼波欲流
小手柔腻滑嫩,温软如绵;
刀锋锐利,所到之处,髭须纷落,她手掌手指却柔腻娇嫩。
美则美矣,却脱离现实,带有浓郁的色情意味。相比之下,作品中男性角色的外表就更多样,也能和性格、身世对应,逻辑也更合理。难怪梁文道在《金庸是个政治家》中说:“在现代读者,尤其是一些受过高深教育的读者眼光中,金庸多少是有点歧视女性的。”
凭美貌获得的欣赏,也会因衰老而失去。“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爱弛而恩绝。”(《汉书·外戚传》)美人们一旦年老色衰,就只能在被遗弃的悲凉中度过余生。这是男权社会中美人的悲哀,也是“红颜易老”的哀叹响彻古今的原因。
然而,美人竟然还要承担男性因色误事的全部责任。“褒妲之色善蛊惑,能丧人家覆人国。”(白居易《古冢狐》)所谓“红颜祸水”,就是男性把自身因好色而耽误事业的错误,一股脑推给女性的借口,而女性却只能被动承受这莫名其妙的冤枉债。
贾平凹的《极花》写了一个从乡村到城市的女孩,从被拐卖到出逃,最后又被拐卖回乡村的故事。
贾平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如果他不买媳妇,就永远没有媳妇,如果这个村子永远不买媳妇,这个村子就消亡了。”
语出惊人。
将一个村子的命运承载在被拐卖的女性身上,文学界普遍存在的男权中心价值观可见一斑。
日本学者水田宗子在《逃往女人与逃离女人》中写道:“男作家们随心所欲地在女人身上寄托梦想,随心所欲地解释女人,正是他们所描写的梦想中的女人与真实的女人之间的巨大差异,才使男人的内心风景更为绚丽多彩。”
就像周大新在《安魂》中提到的,自己逼儿子和女友分手的原因是女孩不如自己想象中漂亮,这个“漂亮”是超越真实的虚构;周国平拒绝即将变成盲人的女儿,追求心目中完美的”妞妞“,这个”完美“就是超越真实的虚构。
还有在激流岛写诗的顾城、在南糯山赏花的马原,都固执地创造一个只属于自己的虚幻世界,背后却是痛苦的女人和无辜的孩子在做垫脚石。而他们沉醉在父权王国中,浑然不觉。
在这些故事中,无论真实还是虚拟,同为弱者的女性和孩子,都成了父权的祭品。
《城堡中的马原》拆掉了马原的城堡,失去保护的马原,又扯下文学父权主义的遮羞布。
这是一次大型文化祛魅运动,更多人开始看清,那些掌握着权力的男性原来早已枯竭腐朽:
乍眼一看,豁!才华横溢,天之骄子;
定睛细瞧,呸!害妻害子,全是渣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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