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能源系统韧性角度看，当前我国能源安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石油和天然气对外依存度过高。这是我国当前能源安全明显而突出的问题。二是能源系统僵化且缺乏韧性是当前我国能源安全的最大隐患。

1.石油和天然气对外依存度过高是我国能源安全的“显性”问题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我国从1994年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以来，石油对外依存度节节攀升。1996年、1999年、2002年、2004年、2008年、2015年、2018年石油依存度分别突破10%、20%、30%、40%、50%、60%、70%。2020年石油对外依存度达到71%。同期，天然气消费和对外依存度自2007年以来也快速增长：天然气消费量从711亿立方米快速增加到2020年3306亿立方米，增长3.65倍；天然气对外依存度从1.8%快速增加到42%（图4）。

尽管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石油天然气消费下滑，但2021年以来我国石油天然气消费的快速反弹，以及我国雾霾治理政策下大力推动“煤改气”导致天然气需求在2030年之前仍然保持较高增速，将使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将一段时期继续保持在较高水平，天然气对外依存度还有较大的上升空间。特别是，气候变化和能源转型的相互作用将使全球煤炭、天然气和石油价格在可再生能源真正成为主导能源之前呈现高位、大幅震荡特点。石油与天然气的高对外依存度和油价、气价高位大幅震荡特点，极大增加我国能源安全隐患。

2.能源系统僵化和缺乏韧性是我国能源安全的最大隐患

在全球能源系统风险暴露度呈上升趋势的情况下，我国“刚性有余、韧性不足”能源系统是当前我国能源安全的严重隐患，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能源系统冗余度不足。建立能源战略储备，提高能源系统冗余度是能源对外依存度高的国家应对能源供应中断的重要措施。国际能源署对其成员国石油战略储备标准是最低90天消费量。如果加上企业商业储备数字更高。目前，我国石油战略储备已经接近90天水平，但天然气调峰储备能力仅占全国消费总量的3%，远低于欧盟水平（郑得文，2018）。

此外，为了减低燃料问题对电力供应安全的影响，各国政府一般会要求燃煤发电企业煤炭最低储存量。比如，美国联邦监管委员会要求燃煤发电企业必须维持90天煤炭发电需要量。相比之下，我国燃煤发电企业的煤炭库存一般为一周。

二是系统灵活性资源严重不足。这一问题主要体现在需要保持实施平衡的电力系统。随着能源转型的推进，波动性间歇性的风电和光伏发电比重的快速增加，电力系统需要更多的灵活性资源来与之匹配，以实现电力系统稳定安全运行。然而，目前我国电力系统灵活性资源远远不能满足能源转型的需要。比如，我国电力装机以煤电机组占50%左右，抽水蓄能、燃气发电等灵活调节电源装机占比还不到6%。相比之下，西班牙、德国、美国的灵活电源占比分别为34%、18%、49%（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2020）。此外，我国各省的可调节负荷不高，通常在5%。

三是市场机制在能源领域的作用有限，能源系统缺乏机制灵活性。市场是应对冲击最佳的灵活性机制。因为当外部冲击导致能源供求持续缺口时，市场机制可以通过挖掘供给潜力和抑制部分需求方式实现供求平衡。在能源冲击不是特别严重的情况下，市场机制是解决能源稳定供应最基本的灵活性机制。如果冲击导致能源价格超出经济和社会承受的程度，或者供求缺口过大，就需要启动其他能源安全机制（比如释放能源战略储备）。因此，基于能源市场的能源安全机制能够极大减轻常规能源冲击带来的能源安全压力，提高能源系统韧性，大大降低能源安全成本。然而，目前我国油气产业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和监管体制仍未完全形成。电力体制改革方面，自然垄断业务与竞争性业务仍未完全分离，作为自然垄断的电网企业仍然并没有退出竞争的售电业务，同时而且还进入新的竞争业务，如储能、充电桩等，。此外，增量配网改革、分布式电力交易等提升竞争效率的改革方案难以落地，电力现货市场与辅助服务市场还处于从示范到推广阶段。总之，由于市场机制在能源领域作用范围有限，缺乏机制灵活性导致能源系统刚性有余，韧性不足。

四是缺乏灵活有效的能源风险分级管理制度。目前，我国没有真正有效的能源风险分级管理制度，严重制约能源系统韧性，主要表现在为大一统和一刀切的能源安全标准，缺乏能源服务对象的能源安全优先级，能源系统恢复恢复时间与状态的优先级，以及不同优先级下各类资源调度等不同因素的优化组合方案。

长期以来，我国习惯于采用行政手段“控制”产业链各环节的方式来应对能源安全冲击。每年的夏天用电高峰和冬天供暖用能高峰，相关部门通常采用行政和价格手段调度各种资源全力“保供”。这种“一刀切”的能源“保供”机制的问题，首先是限制和排除了市场机制，也排斥了市场机制调节和平衡能源供求的功能，人为加大“保供”压力；其次是在没有市场信号显示能源供不应求情况下不同时间、地点和不同用户的“价值”重要程度，所以应对逻辑通常是调度各种资源（增量成本）全力保障所有需求，或者在必须要削减需求的情况下，采用“保民生”做简单的能源供应优先排序。这种以牺牲市场主体活力为代价的刚性“保供”机制隐性成本很高。而且能源冲击越严重，应对成本越高。

（图片来源：veer图库）